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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读者期望我写这篇文章，应该写。不易写，但应该写。中国是个古国，其历史复杂无比，文化的演进没有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的闪闪生光，但纯而厚，是好于学问的人的一个好去处，我是着了迷的。历史说，解放立国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庆祝，显然因为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能拼出六十个不同的组合，六十年是一个循环。为何有这样组合的安排我可没有考究，但中国的传统是以六十为大寿。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对一个国家久不久应该发一下神经，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奥运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开电视看看吧。
建国六十年，刚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开放改革，很好很好。后者，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结语中，有所感慨而挥笔直下：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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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生存在上述的整个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岁，懂事的。不断地跟进中国的发展，对历史有研究。在美国读本科第二年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的长文，当时的经济历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给予高评价。今天我想，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价的，这代价高，值得吗?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从历史规划下来的局限看，中国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艰巨工程带来的奇迹。这样的成就当然要付代价，很大的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值得，见仁见智，是主观的判断了。比较客观地问，如果中国选走另一条路，这大代价会否低一点?今天的人恐怕没有答案;将来的历史学者总要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从乾隆皇帝说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记不起正确年份，当时英国的皇帝派一个钦差大臣访中国，要求发展贸易。乾隆接待了他，写了一封历史有名的信给他带回英国皇帝。该信的大意是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有，对西洋鬼子的产品毫无兴趣，而作为中国皇帝，我的责任是搞好中国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与我何干哉?」这是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意识，百多年后，八国联军的年代还是差不多，但八国联军之际，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了。
我们当然不怀疑古时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一点与欧洲的联系，也不怀疑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比哥伦布早上大半个世纪的伟大探索。然而，无论怎样看，中国曾经有数千年的闭关自守的日子。康熙谢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公行，容许行商与老外贸易，只是为了应酬一下，说不上有发展外贸的意图。康熙是个好皇帝，但他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圆明园的故事与后来的悲剧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结果。中国打开门户是鬼子佬用枪炮攻开的。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与英国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读过。他们要中国的丝茶，但中国只要他们的银两，银两不够，他们在印度找到中国人爱吸的鸦片。
一个聪明的民族，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观，但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很不相同。中国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众君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体会，称得上是及格的寥寥无几。中国的学子没有几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没有几个听过苏东坡。今天，在钢琴上弹莫扎特弹得象样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但我赌你找不到几个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响中国，只是近几年西方的孩子们抢着学起中文来了。后者是大好形势，反映着西方的众君子终于察觉到地球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这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学西，有贬意说是崇洋媚外，但其实是清末民初以还，早一点说是乾隆皇帝之后，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产出比中国的先进得太多，把炎黄子孙吓破了胆。读得出几个英文字的夸夸其谈，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时，护照是五千四百多号，即是说从盘古初开到一九五七，从香港正规外出的只有五千多个。急起直追，进入洛杉矶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请作西方艺术史的助理教员。好奇地跑到图书馆去研读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客观地衡量，知道那所谓落后的中国，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响了梵高、高庚、毕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师，可惜深入的影响却说不上。我对中西双方的文化一视同仁地重视，是从那时开始的。东归东，西归西，二者混合不来，是老生常谈，但不对。
今天看，中国走现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虽然还有好一段要走，但回头看，我们的确走过了千山万水。乾隆之后炎黄子孙的经历满是血泪。抄袭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几年凡是抄袭西方的经济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说真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千山万水，炎黄子孙今天大可披襟岸帻。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既然那么聪明，那么吃得苦、有干劲，为什么要花上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漫长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闭关自守的日子里，中国的传统是以风俗伦理管治，高举儒家学说，重视三从四德。学而优则仕，苏东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伦理判案。没有司法制度，传统上中国没有律师这门专业。也因为读书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个伽利略(一五*至一*二)，或一个牛顿(一*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学而优则仕，好学的读古书，谈诗词，习书画，腾不出一个科学发展的空间。
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不要嘲笑三从四德。从一个以农业及手工艺为主的经济社会看，这种管治制度可取。无可置疑，中国的传统农业与手工艺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专家卜赛(赛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农业几年，拍案叫绝，认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说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因为这种治法成本低，远低于司法制度。从一个不论科学、不靠科技产出的社会看，以一个靠家庭的农作与手工艺而为生计的社会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大麻烦，最头痛的，是没有弹性，修改不易。今天我们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经济的需要转变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带来灾难。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与戴维德(Aaron Director)研讨过，得到的结论，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没有修改的弹性。我们当时比较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与欧洲的大陆法，认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较高，但比大陆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弃道德伦理的准则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难上加难。
三从四德的家庭传统，跟道德治国合得来，在重视农业、手工艺甚至商业而言，这样的管治制度因为成本低，可取。困难的出现，是人口上升，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欧洲在十八世纪初期的经济学有重农主义，也有重商主义，但没有重工主义。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发表他的《国富论》，以专业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起笔，明显地是重视工业发展的思维。说来凑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时代。想当时，中国以家庭为产出单位，但欧洲的工厂运作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欧洲早就跑过了这一程。中国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见到工厂形式的出现。这发展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跑进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这样，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谈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国的家族传统的意识还在神州存在。我是个保守的人，不认为中国的家族观念或礼教没有可取之处。是的，我不认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钱求学是好品味的风俗。但我希望读者明白，从以家族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管治制度，转到近于六亲不认的管治制度，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样的一个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小国，上述的转变远为容易，或冲击比较小，但中国地大人多，民族这里不同那里，口音不一，就是连吃，地区之间也大异其趣，需要的转变难于登天。二战期间，我在广西某农村住了一年，知道村与村之间不论婚嫁，口音不同，更谈不上搞什么合作产出了。那只不过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其中一千三百万是外来的。
上文提及，国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黄子孙付出了大代价。代价不论，我的直觉是没有这前三十中国不会有今天。代价是成本，但经济原则说，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频频为以往的代价惋惜。另一方面，单看今天北京要庆祝的六十年，我们会低估了中国人的成就，或夸张了昔日的代价。为写此文，我决定向历史多走几步，细说从前，用上的解释是自己的以社会费用的转变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这理论是三十年前我为推断中国会走的路而想出来，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观察而改进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讨，值得欣赏。中国的青年呢?昔日的代价他们没有付出，但新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要学我当年，见到有争取知识的机会就站起来大博一手。争取将来当然是今天中国青年应走的路，而在走这路的同时，他们也要学我当年，不断地探讨中国的旧文化，与西方的比较一下，从而体会到学问这回事是没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学西曾经是悲剧，但上苍有眼，昔日的悲剧今天变为喜剧了。是的，在地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占了先机，因为中西兼通，将来的天下他们会是主角。这也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开放改革，无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顺」要怎样解才对呢?郑康成云：「耳顺，闻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翻过来，我的解释，是耳顺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适从，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断。谨以此为北京的朋友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