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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一种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跌宕起伏的文学体裁。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党史经典故事范文(精选5篇),欢迎品鉴!
刘胡兰的故事1946年的一个秋天，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
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1935年初，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陷入危机，途中还被国民党军队追击包围，饥疲不堪的方志敏不幸被两个国民党兵发现。他们猜到方志敏正是共产党的省主席，满以为自己赚大发了，可从他身上捞到“金银珠宝”。
一个自称是“老出门儿”的兵痞在他的裤脚、衣缝仔细地捏了起来，认为肯定有金戒指之类，可是一无所获。见此状况，另一个兵挥动手榴弹叫道：“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
方志敏丝毫没有畏惧，而是轻蔑地说：“共产党的官不像国民党的官那样个个有钱!”
后来，两个兵搜到累瘫也只搜到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直钢笔，此外分文没有。他们只好商定将怀表和钢笔卖的钱均分。
方志敏被囚后，叛徒孔何宠以参议的官职和每月有500块大洋薪俸来引诱他。面对“高官俸禄”的诱惑，方志敏不为所动，他痛斥孔何宠：“无耻的东西”，并严厉拒绝：“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当时，还有朋友出于仰慕送来钱物，方志敏马上转送狱中病饿的难友。国民党送来让他交代的笔纸，他用来写出许多宝贵的文稿，并秘密托人通过鲁迅等关系转送给了党组织
红九军廿六师七十八团团长刘德全，出生于湖北随县双河观音堂黄家湾，家有田地三百二十亩，宅院两栋，算得上是富豪之家。然而，出生在这个大地主家庭的刘德全，却毅然与家庭分道扬镳，卖掉自己的土地，筹集革命经费。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踏上了革命之路。回到家后，他开始走家串户和农民交往，常常与佃户谈到深夜，有时还和长工同宿。他还经常给母亲及家里人讲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不信鬼、不求神，中国的出路只有闹革命等等。
他曾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1928年秋，刘德全以新集乡联保主任名义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他将家中的田地卖掉二十亩作为经费。1929年春，他又建立了新集乡公所农民自卫队。他率部击溃了几股土匪，还处决了多名当地农民痛恨的土豪劣绅。此后，农民纷纷参加自卫队，不久，刘德全在新集正式成立了新集农民自卫队。
1930年夏，刘德全率领农民自卫大队参加了枣阳蔡阳铺武装暴动。6月9日，红军七十八团正式成立，刘德全任团长。
王震爱才惜才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5位战士渡乌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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