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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七十九周年记：青年人的风骨
七十九年前的今天，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一群青年人的身影，他们号召反对华北自治，他们号召一致对外防范日本，他们以满腔热血以血肉之躯以他们的方式投入到中国救亡图存运动当中，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情以他们的方式去参与和影响中国公共事务的管理，他们形成了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代表学生代表青年人阶层的政治利益主张，他们用呐喊向世人展现了青年人的风骨，这场运动，后人称为“一二九运动”。
一九三五年，从现在看也许只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普通一年，因为她已经过去了，并且对我们的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我们普通人的概念中她只是与牛顿、厘米等单位无异的一个历史学中的时间尺度，但是对生活在1935年的那个年份的中国人来说，1935年是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存在的根本，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所在，或者说就是他们本身。在这一年，东北、台湾依旧被日本人统治，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恢复发展产业经济加强社会整合治理并暗中发展军工备战，国人竭力使这个终于在表面上实现统一的国家一步步走向正常的发展轨道；这一年，蒋介石依旧在其
日记开头书下“雪耻”二字以示不忘济南惨案之仇；这一年，文艺青年萧红在饥寒交迫之下，写出小说《生死场》，这位倔强的离家出走的女青年用自己生命和文字向世人展现了她选择的人生的方式和命运，她的
故事，在七十九年后被另一位于她逝世地出生的文艺青年搬上了大荧幕，由一位当代颇具魅力的文艺青年饰演，名字叫做《黄金时代》。
这就是一九三五年，这一年度是否重要有两重标准：一种是主观评价，基于各种价值观方法论因果关系在写史的时候对这一年份予以评价；一种是主体感受，这一年的每一天对那时的人们都很重要。前者固然必要但后者更为鲜活，因为，是他们组成了一九三五，他们最具有发言权。回望这一年，我们更多的基于自己的揣测，甚至是基于自己的美好或凄惨的想象，比如萧红，当我看到呈现在荧幕上的她的
故事的时候，感觉她的命运悲惨到让人心痛，但也许对于萧红来说，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是幸福的；感觉她身处的时代是漂浮动荡的容不下一张书桌一支笔，但也许对于萧红来说，她身处的是个黄金时代。因为她在按照她选择的方式活着，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向了一个不是革命但在自我革新的“独立”的人生。即使后来生活困苦的令人绝望，不曾妥协——返回那个专制、冷漠的封建家庭，不曾怯懦——选择一死以摆脱痛苦。她始终在拼命的活着，渴望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的写作。
一边是北平街头愤怒的爱国青年，一边是饥饿的热爱生活和写作的柔弱女子，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九三五年，都度过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这一天，以他们的方式。虽然强敌环伺，虽然贫病交加，虽然都不一定被理解和支持，但他们坚定地踏了出去，勇敢地走在路上，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发出了一种青年人特有的声音，活出了一种青年人特有的方式，他们在用生命书写着多样性和自由的真谛，他们活出了青年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可以穿透时间和空间，来到现在，来到这个国度的每一个地方，与我们青年人为伴，伴我们青年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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