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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大家都应当深入学习党史知识,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我爱文学网精心整理适合小学生的党史故事3分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适合小学生讲的党史故事锦集五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刘胡兰的故事1946年的一个秋天，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
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张思德(1915—1944)，四川省仪陇县人，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炮火硝烟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红军中，张思德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了一人夺得两挺机枪的战绩，多次负伤。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到陕北后，入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学习和养伤。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张思德对待革命工作总是认真负责，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8年春，他被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营担任班长。1940年春，又被调入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工作中，他总是承担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年初夏，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军民施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深山老林中烧炭。苦战了3个月，经过伐树、打窑、烧火、出窑、捆扎和运输等数道繁重工序，终于将8万斤木炭运到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张思德又随警卫营来到南泥湾开荒。他不仅带领全班战士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担负起通讯工作，白天劳动，夜里步行长距离去送信，积极完成通讯任务。
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被调至中央警卫团一连当战士。不久，他又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他为了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全心全意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
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距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堆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余人，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了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境界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后来，毛泽东这篇振聋发聩的著名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讲演的主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卖过烧饼爱好摄影
1927年11月，叶挺作为总指挥发动广州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听信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失去了联系。
叶挺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时间。当时他卖过水果蔬菜，还在柏林开过小吃店，卖油条、烧饼。后来，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但远居海外，消息闭塞，就回到夫人娘家所在的澳门。他的长子叶正大回忆说：“只有在澳门我们全家聚得最齐。母亲当时已经生了7个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亲那时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了。他从香港买来暗房器材，自己在家里冲洗胶卷。那时我们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还照得很有艺术性。”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把革命比喻成爬山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达十年之久，他认为可能会听他的话。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
叶挺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3日，叶挺回到武汉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
“请枪毙我吧!”
1942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蒋介石试图劝降在押的叶挺。蒋介石说：“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尔。”蒋介石连用了几个“人家”，指的就是“共产党”。
叶挺的回答避开他的挑拨，另辟蹊径，反过来用具体事实揭露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你蒋介石指定路线要新四军到指定地区去，新四军途中要和日军作战又不给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时布置了一个口袋，集中七个师包围我部。“这个时候，我打电报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队逃命。”
紧接着，叶挺引用了“小杖则受，大杖则逃”的古话之后说：“我们不善于逃命而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蒋介石又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介石马上改变口气，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去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挺寸步不让：“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介石无计可施，让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继续劝降。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叶挺的答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5位战士渡乌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为了使独居的母亲有个照应，遵从母命，利用暑假返乡与陆静华结婚。陆静华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教育，她为人厚道，性格温柔、随和，巧的是同太雷同年同月出生。成婚后，租住在南门外子和里三号。张太雷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平时由陆静华照料母亲薛氏。
1921年春，张太雷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把他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自然是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不能在信中明说，只好含糊其词，让妻子去领悟。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是最蔑视那些吃喝嫖赌娶妾做坏事的富人子弟。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象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信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要做一个有高深学问有高尚道德的人。信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而具体地要求妻子用心学习文化知识，多看书报杂志，学习刺绣和图画，学好了就可以自主，比较那种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在信中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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